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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前他提出解决湖南水患的“最好方法”

作者: 发布日期:2017-07-24 09:38

 
1956年王恢先全家福。
王恢先墓碑曾被毁,后来重修,这是第一次重修后的墓碑。
口述人:王福河(王恢先儿子)、李海波(王恢先孙女)
 
1928年,在美读硕士的王恢先。 王恢先留下的钢筋混凝土坝和土法土坝的手绘差异图。

    如果不是这场超越历史记录的洪水,或许王恢先会被遗忘更久的时间。这个湖南沅江人,有无数个让人崇拜的身份,抗战时期黄河花园口决堤后,他是堵口指挥者;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他是设计者;当年长江以南最大的水利工程——赣抚平原水利工程,他是总工程师。85年前,他就提出治理洞庭湖水患的“最好方法”——开挖“澧岳运河”,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然而,1962年百年难遇特大洪水席卷江西,7月5日8时,担任江西省防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的他顾不得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听到赣江大堤决口后,召开4个小时紧急会议,在签了所有跟堵决口有关的材料后,一起身,就“忽”地倒地,再没能醒过来。

 

    让我们掸除历史尘埃,记住这个名字——王恢先,中国现代水利观念的奠基者之一。

 

    撰文/本报记者伍婷婷 实习生刘璐妍

 

    提出开挖“澧岳运河”解决洞庭水患

 

    洞庭湖越来越小,对长江的调解作用越来越小。85年前,王恢先就关注到了这一问题。

 

    塞口还是废田,还江还是还湖,当时各界对洞庭湖水患治理争论不休,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国不久的王恢先站出来,他绕过争执白热化的观点,提出“开挖一条澧岳运河”,他自信找到了治理洞庭湖水患的好方法。

 

    事实上,王恢先是有底气的。“见识过洞庭水患的人,不会惧怕天下任何水患。”他儿子王福河说,“父亲从小经历水患,他祖父王立芹即是溃堤后水浸多日致病,37岁过世。他十岁时,又经历沅江普丰倒堤,全垸溺毙一千余人,他的父亲当时在一个叫‘掛角’的小垸幸而存活。”从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毕业回国,王恢先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担任“湖南水道测量总队长”,他用了两年时间摸清湘四水及长江湖南段河道和洞庭湖湖底暗水道,在1932年7月,写成《整理湖南水道商榷书》。

 

    其实,关于洞庭湖水患的治理到底是塞口还是废田的争论由来已久,到1909年左右,争议观点已经开始对立化,再到民国时期,更为炽烈。1932年,国民政府召开废田还湖会议不久,王恢先发表了《湖南水利问题之研究》。他在文章中写道,湖南省的水患起因,不在湘、资、沅、澧四水,而在调弦口、藕池口、松滋口、虎渡口四口。另外,占水量的并非是圩堤而是淤泥,导致水患形成的并不是垸田而是沙泥,如果要将水患除去,就必须从这些淤积的泥沙着手。垸田的存废,跟洪水的涨落虽有影响,但真正影响不大……他最后提出,废田还湖、疏江浚湖、填塞四口、填塞九河、湘鄂交界处修筑长堤均难施行,要让湘鄂兼顾,江湖并治,就只有开河引水、筑堤束流为最妥善之策。他觉得从澧县澧安垸(松滋口下游)至岳阳黄公庙,地势由高而低,也无山岭阻隔,可以开挖运河。“父亲当时坚信他已找到解决洞庭湖水患的最好办法便是开挖‘澧岳运河’。”王福河说,他父亲甚至曾言:“非此别无他法。”

 

    遗憾的是,王恢先认为的“最好方法”并没有实现。抗战结束后,王东原主湘,他本已决定修此运河,但最终未能实施。后程潜主湘,让王恢先任湖南省建设厅长,王恢先再次提出建运河,程潜当时同意,可后来竞选副总统,又因为军方反对花钱治运河,“澧岳运河”开挖之事再度搁浅。

 

    1947年,王恢先担任长江水利工程总局洞庭湖工程处处长,拟先开发大通湖水利蓄洪工程。接手这项被称之为“湖南水利开发之端”的工程后,他回到心心念念的洞庭湖水患治理上,以为可实现“澧岳运河”,到最后还是没能实现。1952年,王恢先调任中南水利部总工兼规划处处长时,还在坚持这事,但当时确定荆江分洪,运河由此作罢。

 

    任河防处长,为黄河堵口疲于奔命

 

    王恢先的登场总带着革新的味道。

 

    自1938年6月蒋介石政府人为制造花园口决堤后,人为决堤,层出不穷。1938年11月,王恢先担任黄委会河防处长,时常为堵口疲于奔命。黄河老新堤坝均为沙质土,堵口建堤坝需用大量辅料,平时都难备齐,更何况抗战时期。王恢先当时大胆提议,植树造林来固堤。在交战的炮火下植树?同仁都面露难色,个个都在反驳他。可王恢先非常强硬,他认定炮火下植树,更能表明战胜日本的决心,要求全体同仁与工人一起开工植树,且杂树要多于柳树。这时候,大家更不明白了,种柳树是因为柳树长得快,为什么要夹杂着种植榆杨呢?这次,王恢先态度缓和下来,耐心解释:“河南战火荼毒之地,战后重建需要大量木材,届时这些树也可以使用了。”从1940年开始,他带领大家在黄河植树固堤,种柳52万株,杂树79万株。

 

    他还未到达河南时,1938年金水河涨水,郑州全城泡在水里。那时,郑州(新郑)有一战区的分部及豫东游击部队总部要求地方务必半年内解决水患,河南还为此成立了“整理金水河水道委员会”。他们提出一个改道方案,但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水患问题。

 

    刚到河南不久的王恢先参加了这次联席会,对于有治水经验的他来说,一听方案就知道症结所在。他指出,金水河流经郑州,七拐八拐还经过闹市区铭功路,方案里只加宽出口河道无济于事,必须要在河流入城前开挖一条绕过郑州的河道,让原金水河成为一条小支流,才能杜绝水患。听他这么一说,众人纷纷摇头表示,在没有多少拨款,工期这么短的情况下去挖一条绕城河道,这简直在开玩笑!情急之下,王恢先向沅江老家的老堤工们求援,“老家的黄正德、刘树兹、曾国华等二十余人得知消息,赶到河南,他们都是工头出身,少的可以带几十人,多的可以带上百人,见到他们后,我父亲定心了。”

 

    1939年1月,工程开工,来自家乡的“工程队”4个月就将工程做完,当年直接见效。“这是他来到河南后让人刮目相看的一个工程”。王福河说,其族人王文辉从父辈那里得知,这次紧急堵河口,也促进了郑州战事的胜利。从那之后,每当王恢先去工地上视察,当地老百姓见了都会跑去跟他说感谢,还经常有人留他吃饭。“这是他作为湖南人的气质,他当时不蛮不霸,怎么能在四个月内完成这么庞大的工程呢?”

 

    反对土法上马,主张建钢筋混凝土坝

 

    对于专业观点的执着,王恢先就像一条恒久的河,坚守着自己的河道。

 

    如何筑坝,到底用土法还是用钢筋混凝土,大跃进时期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从小感受水患的惨烈,王恢先对1957年土法上马修水利工程很是反感,在中央水利部任技术员的他又跟技术“杠”上了。“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当时河南省水利厅申报“土法上马”兴建一大批小型水库,他多次否定,甚至称土法上马的土坝,在非正常情况下,溢洪道可能对水库水位失去控制,造成土坝倒塌,殃及下游,后果不堪设想。那时水利部部长助理也支持他的意见,可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认为他是反对工程上马,故意“危言耸听”,没人采纳他的意见。那时,在技术委员中,他是美国留学生,贺丰庵是北洋大学毕业生,因为反对土法上马被点名批为反苏的“英美派”、“北洋派”。

 

    “他反对河南土法上马的土坝水库,主张修建钢筋混凝土坝。”王恢先女儿王晓平拿出父亲当年留下来的钢筋混凝土坝和土法土坝的手绘差异图。在图中,他写道:土法上马的土坝大体在库容80%左右修溢洪道,因土坝无法从库底放水,因而一旦上游来水大于水库溢洪,则溢洪道打开后水库水位仍将上升,一旦漫库则没办法。而钢筋混凝土坝,可提前将水库的水放完,然后再蓄水,平时都可放水。河南大兴土法上马时,他认为河南产煤,又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还有钢铁厂,完全有条件修建钢筋混凝土坝,只是第一期的投资稍大。

 

    尽管王恢先反对,河南省那一大批土法上马的水利工程还是开工了。建成后,出现了一次小洪峰,当时水库平安无事。反对土法上马的工程师们被再次嘲笑为“看不到群众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但到了1975年7月,连降暴雨,采取沙心泥面土法上马的河南水库土坝和河南一大批中小型水库,相继倒塌,造成的损失超出当年王恢先等工程师们的“保守估计”。

 

    他总是有自己的想法,早在担任荆江分洪工程的整体规划设计时,水利部长李葆华审查图纸,认为堤坝建筑结构几处特别设计费工费料,王恢先力争,“农民离乡土难,虽有政府安置,但因不舍猪鸡牛而拒搬迁者大有人在,堤坝一定要做得结实。”李葆华尊重了他的意见。1954年该工程第一次付诸使用,李葆华问水患死亡人数,下面报无一人死亡。又问堤上人数,下面报每处堤坝上都有上千人。由此,他认为王恢先可用,便将其调至中央水利部任技术委员,谁知,他较真的劲儿比之前更足。

    抗洪数十天倒在防洪总指挥部

 

    王恢先的一生似乎都没有绕水而过,他更像个猎人,总想将如猛兽般的水患治服。就连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跟洪水作斗争。

 

    抗战结束后,王恢先回到沅江张家塞乡三姑托村(现改为益阳市)老家,他父亲王蓉秋苦心经营三十载,已跃居沅江县首富。这次跟他商量遗产处置问题,他直接说“子有出息无需遗产,子无出息遗产又有何用”,力主捐产兴学。1946年,王蓉秋去世,王恢先兄弟将所有田产及房舍捐为兴学资本,创立蓉秋小学。事情办妥,他又投入到水利建设中去。

 

    他对水利的执着还在儿子们的取名上,五个儿子分别叫福川、福江、福海、福洋、福河,他希望儿子们让川、江、海、洋、河造福于人类。所以,即便过了耳顺之年,他还想大干一场。

 

    1958年,王恢先被江西省农水口厅长李德友、水电厅厅长陈志诚力邀,担任江西水电厅总工程师,负责江西赣抚平原水利工程建设。已经61岁的他,放弃北京的生活,答应去江西。同年9月,他将三个读初中的儿子送到各自学校办理搭膳手续,在北京留下一间住房,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便带着两个女儿(4岁、11岁)、妻子和岳母,奔赴江西。

 

    被称之为江西“都江堰”的赣抚平原水利工程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排涝、航运、发电、养殖和城市供水的大型综合开发水利工程,亦是长江以南最大的引水灌区。对这个工程,王恢先非常认真。在他女儿王晓平记忆里,来到江西的父亲像变了个人,忙得不可开交,他三天两头出差,去抚州,去宜春,去向塘,去上饶,去万安等,都是去水利工地,回到家时,皮鞋上、裤脚上沾满泥土。“星期天,再也没讲授过古文了,再也没有带我们去过任何公园了。”正因为这样,1959年9月,王恢先应邀参观建国十周年成就展和国庆观礼,在成就展的水利部分,他穿着米色风衣站在长江边上的全身大幅照片和治水业绩被放得很大很大。

 

    1960年,赣抚平原水利工程顺利完成,还是当时全国投资少、效益高的典型工程。王恢先笑了,他觉得自己的遗憾又少一些,但这样的平静在1962年7月戛然而止。

 

    1962年5月下旬,江西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王恢先担任江西省防洪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偏偏这段时间,物质特别匮乏,他担此重任,吃顿饱饭都难。“菜市场根本就见不到鸡、鸭、鱼、肉、蛋、豆腐的影子,母亲为了能让他保证营养,到处想办法。”王晓平记得,那是个大雨滂沱的6月,水深近膝盖,汽车开不了,父亲没时间回家吃饭,她穿着木拖鞋帮父亲送饭。那时的王恢先已经64岁,患有高血压,单位已经安排他去庐山避暑疗养了,但他放心不下洪水。每当有人劝他,他便用“负责抗洪的总工程师在洪峰未退时去疗养,岂不是战将临阵脱逃?”回应。再劝他时,他则答应等水位退下警戒线再启程。可就在7月5日晚上8点,抗洪数十天了,赣江大堤突然决口,他忍着头痛去防洪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这会开了4小时,他强忍着难受在堵决口的有关材料上签了字。刚散会,他起身,便倒了下去。脑溢血突发的他再也没有醒来,之后葬在江西省赢上烈士陵园。

 

    这个跟水有缘的人,像是经历了人生的一个圈,沅江是起点,江西这里画上句点。

 

    人物简介

 

    王恢先(1897—1962年)名宗泽,号桂生。沅江人。就读于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土木系,继入美国康乃尔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湖南水道测量队总队长、湖南大学副教授、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技正兼设计主任。抗日战争时,曾任军委会长江阻塞委员会中将委员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正、行政院水利委员会视察工程师兼组长、交通部公路总局简任主任督察、长沙水利工程总局洞庭湖工程处处长。1948年,任湖南省建设厅厅长兼总工程师,参加长沙和平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湖南省临时政府建设厅厅长、农业厅厅长、中南水利部计划处处长兼总工程师。1954年任武汉市防汛副总指挥,参与指挥建设荆江分洪工程。1958年调任江西省水电厅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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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潇湘晨报 编辑: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