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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河工出身的爱国人士——朱庆澜

作者:童志洪 发布日期:2018-01-05 09:09

    2017年的夏季,在时隔20多年后,再去陕西。在名闻遐迩的扶风县法门寺内,意外见到了一座并非佛门高僧的先贤铜像。很多游人并不知道,他是自19世纪末起,曾两度涉足过黄河治理的先行者,是曾被朱德总司令誉为“仁勇慈祥”的爱国、慈善将军朱庆澜。他的一生,色彩斑斓,十分传奇。
  黄河河工出身的民国封疆大吏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原名朱长福),原籍系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渔后村。其父朱锦堂,早年游幕山东,任历城县衙刑名师爷。1874年生于历城的朱庆澜,6岁丧父,14岁丧母,孤贫交加。朱庆澜受母亲影响,自幼形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作为长兄,为养家糊口,1891年,年仅17岁的他,就挑起全家的生计重担,当上了挑土筑堤、充当苦力的黄河河工,在工地上风餐露宿,挥汗如雨,整日间赤着脚,辛劳奔波在泥泞的黄河堤岸间。
  黄河河工不仅活计异常艰辛,而且经河道劣吏层层克扣,工薪十分菲薄,一家开支难以为继。1893年,朱庆澜与友人结伴,远赴东北,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部下投军从戎。他从士兵起步,10多年后,因战功卓著,逐级晋升为陆军第十七镇统制,特给陆军副都统衔。武昌起义时,他投身辛亥革命,宣布四川独立,被推举为四川军政府副都督。民国初年,他历任黑龙江省将军、都督,授陆军上将衔,30多岁时已成为民国初期的封疆大吏。
  1916年7月,40岁出头的朱庆澜,在广东省省长、新军司令任上,迎接孙中山赴粤,使广东成为“护法运动”根据地。为全力支持孙中山护法,他将省长警卫军20个营的兵力交给孙中山。这6000余人改编海军陆战队后,使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从此有了自己的正规武装,成为护法运动及后来北伐的重要军事骨干。为此,孙中山先生曾赞扬说:“朱子桥有远见,热情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朋友。”但朱庆澜的这一义举,受到当年执政的段祺瑞的打压,他被迫离粤,长期寓居上海。一生无党无派的朱庆澜,不愿继续卷入军阀间的纷争与杀戮,于1925年毅然退出军界。从此,他在各地奔走,长期从事民间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
  赈灾济困的“慈善将军”
  旧时苏北海州沿海的盐城阜宁一带,均是盐碱荒地和草滩,地瘠民贫,百姓的生活极端困难。早在1918年,朱庆澜就兴办了华成、泰和两个盐垦公司,解决了当时外流农民的生活温饱问题。退出军界后,自1931年起,朱庆澜历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命运竟有如此巧合。这位当年为养家糊口,挑土筑堤、奔波在治黄工地的青年,在时隔30多年后的1931年10月,再次来到治黄一线,担任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从此,身兼数职的朱庆澜,为防灾减灾、赈灾济困,足迹遍布黄河、长江沿岸。
  这期间,他和随行人员坐着破篷车,在鲁、豫、陕等省奔走呼号,不辞劳苦,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黄河水利与沿河各地救灾赈灾事业奔走。他亲自劝募捐款,深入灾区调查,监督放赈。
  1927年,山东大旱。朱庆澜组织“华北慈善联合会”并联合北平、天津等地募捐款项,援粮18万担,救济冀、鲁、豫三省及天津灾民百万余人;1928年至1930年,黄河流域的陕西,连续3年大旱。仅1929年,全省就有灾民656万余人,百姓饿死250万人,逃荒者40万人,卖儿鬻女者不计其数。甘肃情况与陕西大致相同。1928年起,黄河流域的陕西、甘肃两省遭遇持续3年之久的大旱灾,同时又有虫灾、风灾、水灾、雹灾、瘟灾和兵灾、匪灾。忙于内战的国民党政府的中央赈务委员会,赈务徒有其名。朱庆澜决定以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名义,亲自去陕西救灾。在西安,朱庆澜目睹受灾面积广泛,所带款项远远不敷应用,朱庆澜回到天津后,立即提出“三元钱救一命”的口号。为筹购赈粮,他亲赴东北寻求亲朋故旧相助,经他募集购买的赈粮达16万担,并亲自率众,从沈阳去西安押车解运灾粮;为了救济陕甘旱灾,两年多时间中,朱庆澜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处奔走,亲自劝募捐款,深入灾区调查,监督放赈,计放赈款百万元以上,灾民受惠者近百万人。不仅陕甘人民有口皆碑,上海报界亦盛赞其“赈灾办事之敏捷,手续之完备,为历来办赈之少见”。
  1930年,长江发生大洪涝。沿岸多处决口,受灾数省,溺毙、饿死者不计其数,朱庆澜随即又从陕西火速赶至,夜以继日,乘船勘察。一面实行以工代赈,兴修河堤;一面救护与安置遇险灾民,以致劳累昏倒在抗洪救灾现场,经抢救方才康复。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在水淹日军的同时,也淹没了沿黄数十个县,致使数百万百姓无家可归。朱庆澜倾其绵薄之力,亲自主持创办了著名的黄龙山垦区,创建眉扶第一集体农场,以垦代赈,安置黄泛区灾民5万人,垦田23万亩,并在潼关设立救济总站,护送难民到垦区落户,使灾民落户谋生。同时,朱庆澜还在西安、扶风成立两个灾童教养院,收容孤儿千人。
  朱庆澜的后半生,与治河、救灾、慈善事业紧密相连。投入慈善事业中,经手的款项数以千万计,但他公私分明,募捐来的款项一分也不沾染。除了日常生活开支,他的个人收入还接济义勇军的家人,受到各地民众的广泛称颂。
  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驱
  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次日,朱庆澜立即代表全国灾民发出通电,呼吁立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是“九一八”后全国第一份个人通电。随即,他援助枪支弹药装备,由他老部下组建起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朱庆澜被公推为“东北难民救济协会”理事长后,联络海内外华侨与南方商贾名流,汇集捐款、筹集资金,解决难民问题;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策动侵华的“一·二八”事变,为了支援孤军奋战的19路军抗战,正在上海主持长江中下游救助难民的朱庆澜,又投入到支援19路军抗战中,参与筹集款项,提供粮饷、枪械、弹药、服装、药品等,建立难民收容所;组建伤兵医院。
  为推动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朱庆澜与东北军将领一起,于1932年4月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后改名为“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朱庆澜亲任会长兼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加强统一指挥,增加供给,将全国人民、海外侨胞捐助的武器弹药和资金、物资送到东北抗日前线,并多次奔赴热河前线,视察督战和慰问义勇军将士。
  1933年3月,长城抗战中,年近六旬的朱庆澜迎着炮火,亲自押运物资,奔赴前线劳军。29军官兵深受鼓舞,痛歼日军,取得让敌寇丧胆的喜峰口大捷;同年5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朱庆澜从捐款中派人送去10余万银圆,以充军饷;为确保募捐来的资金、物资安全,他组建了一支由70余辆卡车组成的运输大队、一支骆驼队,与一个团的直属武装力量,专为远离交通线的抗日武装运送物品。据不完全统计, 在“七七事变”全民抗战前后,朱庆澜任会长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先后共募集民间捐款400余万银圆,给国内117支抗日部队提供各种援助,为各地的义勇军抗日斗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世界第九大奇迹”的呵护人
  在近代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朱庆澜可谓功绩卓著。他走到哪里,保护修复的履痕就留在哪里,修复了诸多各类寺塔等古建筑。而他最为卓著的贡献,则当数对法门寺的大修与保护。
  始建于1900多年前的东汉明帝十一年(68年)的法门寺,素有“关中塔庙始祖”之称。因安置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成为佛教圣地。法门寺地宫,也是迄今国内所见最大的塔下地宫。
  1937年,正在陕西赈灾的朱庆澜,来到破旧不堪的法门寺前,眼前一片凄凉情景,让他心情十分沉重。尽管他早已远离政界,不再享有行政资源,而且这也并非赈灾事务,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感,驱使他下定了运用自己的人脉与影响,举民间之力,重修法门寺的决心。为此,他开展广泛的义赈活动,并在救助灾民、收养灾童的繁重行程中募集经费。1937年,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工程正式动工。这是法门寺塔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后,32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整修。
  除修复法门寺内铜佛殿、钟鼓楼和大雄宝殿等建筑外,为了妥善安全保护国宝,朱庆澜在整修中专门成立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制定了极其严格的制度,加强相互监督和制约。组织力量将先后从塔上清理出的68尊明代铜佛造像、寺内的石刻佛像,与相继发现的红白珊瑚宝石、琥珀、红玛瑙、水晶珠、珍珠、骨圆珠和铜莲座、铜宝塔等极为名贵的宝物,在称重、量高、背文、标志等之后,逐一造册登记。
  面对地宫内珍藏着的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等诸多国宝,朱庆澜深知其历史价值。而在外敌入侵、兵荒马乱的年代,根本不宜发掘。为此,他坚持采取“原塔封存”的处理策略,以避免文物散失和被盗。在各界支持下,将“塔体倾斜,下层已多剥落,中多裂缝……”的法门寺塔修复一新;并严密封闭保护地宫,专门从河南请来高僧严加管理、看护,使塔下唐代地宫内的秘密,不为人所知,而未曾扰动,使之得以躲过了战火与被盗劫难,完整过渡到全国解放,从而使这一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得以保护。
  1987年春,国家文物部门在组织对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中,发现唐代佛像装于铁皮盒中,盒右方竖刻有“子桥委员长救济灾童纪念”等字样。从而揭开了50年前,朱庆澜义修法门寺时,保护大批珍稀文物这段陈年往事。
  在法门寺地宫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中,出土的珍稀文物,内有4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1枚灵骨,3枚影骨),这是目前世界仅存的佛指舍利;2000多件大唐国宝重器现世。其中,有唐皇室和内库供奉的121件(组)金银器;首次发现的唐皇室秘色瓷系列,为我国陶瓷考古最重要的收获;来自古罗马等地的琉璃器群,是世界琉璃器考古史上空前的重大发现;上千件荟萃唐代丝织工艺的丝(金)织物,其中包括武则天等唐皇帝后金丝绣裙、服饰,和400多件金丝绣裙、服饰等,均是稀世珍宝;400多件珠玉宝石及数百件漆木器,还有水晶(玉)棺椁及代表法身佛大日如来、释迦佛最高权威的大锡杖等,都属于绝代珍器。奇珍异宝数量之多、品类之繁、等级之高、保存之完好,堪称世界寺庙之最。
  法门寺地宫文物重见天日,这是继半坡、秦兵马俑之后,我国又一次重大考古新发现,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件幸事。为此,在2004年,法门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而它之所以得以完整保护,与80年前朱庆澜的修葺与严密保护直接相关。
  朱庆澜这位治黄河工出身的“黄河之子”,爱国抗日、治水赈灾的“慈善将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巨匠,一生的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松花江、黄河、渭河、长江、黄浦江到珠江的大半个中国。朱庆澜还在故乡绍兴、齐齐哈尔、锦州等地捐建各类学校,在江苏盐城阜宁兴办盐垦公司,办过许多好事,为各地民众所称道。
  1941年1月13日,因积劳成疾,朱庆澜在西安去世,永远地留在西安市郊的终南山下。三秦大地为他下半旗志哀。冯玉祥将军写下悼诗《哭朱将军》,盛赞其“一生最清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正在太行抗日前线作战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特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送去“仁勇慈祥”布匾,并赴灵堂吊唁。这“仁勇慈祥”四字,正是对朱庆澜传奇一生的高度概括。
  朱庆澜的感人事迹,记入了《民国人物志》,作为一代历史名人,也载入了相关各地的方志,理所当然地受到后人永远的纪念。为了让后人永远铭记朱庆澜的不朽功绩,陕西有关部门在法门寺内建起3米多高的朱庆澜铜像,并在法门寺博物馆的唐茗宫内,建起了800平方米的“朱庆澜纪念馆”,用以陈列朱庆澜的历史事迹。
    2017年,是法门寺地宫重见天日30周年,亦是“慈善将军”朱庆澜义修法门寺80周年。作为后人,仰望绿荫掩映下的朱庆澜铜像,体味这平静慈祥面容背后不平凡的故事,自然深感震撼,为之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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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水与中国杂志 编辑:李楠